马恩全集第十七卷

巴黎工人在9月4日宣告成立的共和国,受到了法兰西举国一致的欢迎。以巴黎的抵抗为基础(核心)的五个月的防御战争,为共和国争得了存在的权利。如果没有这次以共和国名义进行的防御战争,征服者威廉[注:指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法国历史上曾有一个“征服者威廉”,于1066年征服英国,马克思在这里作了讽刺性的对比。——译者注]是会恢复他的“好兄弟”路易·波拿巴的帝国的。在巴黎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们还囚禁在波拿巴的监狱里,而普鲁士军队已经逼近巴黎的惊慌无备的时刻,有一伙律师——梯也尔是他们的政治家,特罗胥是他们的将军——擅自在市政厅里就职。梯也尔、茹尔·法夫尔、皮卡尔之流在当时是这样地深信巴黎负有领导法国的历史使命,他们竟举出了他们曾在1869年被选入立法团的事实,来证明他们有资格组成国防政府。

在这伙人上台五天以后,我们在关于前次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已经向你们说明他们究竟是些什么货色了[注:见本卷第292页。——编者注]。如果说,他们没有征询巴黎的意见就攫取了政府,那末,巴黎也没有理会他们的抗拒而径自宣布成立了共和国。而他们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梯也尔去向欧洲各国的宫廷乞求,如果可能,就以废共和国、立国王为交换条件来买得外国的调解。巴黎之所以容忍这些人的统治(容忍他们僭取政权),是因为这些人曾郑重其事地宣誓保证:只为国防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然而,要认真保卫巴黎,就只有(不能不)武装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成为国民自卫军,并使他们在战争中得到锻炼。可是,武装巴黎就无异是武装社会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人就无异是共和国战胜法国的阶级统治。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茹尔·法夫尔在给甘必大的一封信里承认,特罗胥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巴黎被围四个月以后,他们认为开始谈论投降的适当时机已经到了;于是特罗胥当着茹尔·法夫尔及其他同僚的面,向巴黎区长会议讲了如下一席线日当晚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巴黎有没有些许可能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我当时毫不迟疑地做了否定的答复。现在在座的同僚中,有几位会证明我说的是实话,并且我一直是坚持着这个看法。我那时对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巴黎要打算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那简直是一件蠢举。当然,我当时加了一句,这可能是一件英勇的蠢举,但终究不过是蠢举而已……事变的发展〈由他自己安排的〉并没有推翻我的预断。”

(特罗胥的这篇简短的演讲词,在停战以后由当时在场的一位区长科尔崩先生公布了)。可见,还在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当天晚上,特罗胥的同僚已经知道他的“计划”不过是使巴黎和法国投降而已。为了治好巴黎爱干“英勇蠢举”的毛病,他们要使巴黎经受血腥屠杀和饥馑的痛苦,并且要使这段时间延续到掩护这些9月4日的篡位者不致再遭十二月分子报复的时候。如果“国防”并不单是“政府”的虚伪幌子,那末这些擅自就职的政府成员在9月5日就应该引退,公开宣布特罗胥的“计划”,叫巴黎人民或者立即向征服者投降,或者自己掌握防务。这些骗子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发表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宣言,说特罗胥这位“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决不会让出我们碉堡上的一块石头,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尺领土”。在整个巴黎被围期间,特罗胥的计划有步骤地被付诸实现。实际上,被任命统率巴黎军队的那些万恶的波拿巴强盗们,在私人通信中厚颜地讥嘲他们深悉内幕的这种可笑防御(例如参看公社“公报”上公布的巴黎卫戍军炮兵司令、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阿尔丰斯·西蒙·吉奥写给炮兵师将军苏桑的信)。在巴黎投降的时候,骗子们揭下了假面具。“国防政府”暴露了自己(现了原形):它是“由俾斯麦的俘虏组成的法国政府”——甚至连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投降时也认为充当这种角色对他那号人说来都太了。这批capitulards〔投降派〕[446]在三月十八日事变以后仓皇逃往凡尔赛,把一些证明他们卖国勾当的文件遗落在巴黎手中,正如公社在对外省的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销毁这些文件,

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不久,国民议会的一位巴黎议员米里哀尔先生公布过许多确凿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住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前后若干年间大胆地拼凑伪造了一套文据,以他的一些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只是因为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的伪证才没有被揭穿。既然无论花多大力气进行诡辩也抹杀不了这些铁面无情的法律文件,于是茹尔·法夫尔本着同样的自我诅咒的英雄精神,闭了一次嘴,直到内战的动乱给他机会,他才在凡尔赛议会里大骂巴黎人民是一群擅敢反叛家庭、宗教、秩序和财产的“逃犯”!

(皮克事件)就是这个伪证制造犯,刚一握权,就立即出于同情释放了两位同行兄弟皮克和泰费尔。这两个人甚至在第二帝国时代就已经因为犯盗窃和伪造文件罪而被判处苦役,其中的一个泰费尔竟敢在公社成立以后回到巴黎,不过立刻就被送回到适合于他的地点。而这时候,茹尔·法夫尔却对全欧洲说,巴黎正在释放它的监狱里的所有罪犯!

厄内斯特·皮卡尔钻营路易·波拿巴的内务大臣没有成功,在9月4日自封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内务部长。他是一个叫做阿尔图尔·皮卡尔的人的哥哥。那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曾因诈骗钱财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见1867年7月31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并且在任SociétéGénérale[448]的一个分公司经理期间盗用过30万法郎,因而根据他的自供被判了罪(见1868年12月11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这两份报告在第二帝国时代就已经公布过了。厄内斯特·皮卡尔正是把这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指派为他主办的“自由选民”的主笔,在整个巴黎被围困期间把他这位兄弟当成他的财务纤手;阿尔图尔利用厄内斯特掌握的国家机密在交易所里大发横财,万无一失地利用法国军队的节节败退进行投机活动,同时用内务部机关报“自由选民”[注: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定稿中作了订正:厄内斯特·皮卡尔是国防政府的财政部长;“自由选民”是财政部的机关报(见本卷第338页)。——编者注]上发表的失实新闻和官方谎言蒙哄交易所的一般投机分子。这一对宝贝兄弟的全部财务信件都已落到公社手里了。无怪乎当第一批被俘的巴黎国民自卫军在凡尔赛受到比埃特里的“羔羊们”的残暴至极的虐待时,厄内斯特·皮卡尔这个凡尔赛政府中的约·密勒“双手插在裤袋里,在一群一群的俘虏中间踱来踱去,恣意拿他们耍笑”了。

茹尔·费里在9月4日以前是个一文不名的律师,在被围期间以巴黎市长的身分巧妙地利用城内的饥馑刮了大批钱财,而这种饥饿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他的乱政失职造成的。文件证据现在已经落在公社手中。当他将来不得不报告他乱政失职的那一天,就会是他受裁判的一天。

因此,这些人之所以成为工人的巴黎的死敌,不仅因为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寄生虫,被围期间的巴黎叛卖者,而且首先因为他们是一些普通的罪犯,这些罪犯只能够在巴黎这个法国革命的堡垒变成废墟时,才有希望得到假释证。这些亡命之徒最适合当梯也尔的部长。

这方面的能手梯也尔先生,这个邪恶的侏儒,将近半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出他的说谎才能了。像所有的矮人一样,他渴望着炫耀自己,贪求名利地位;他智力贫乏,却富于奢想;追求享乐,怀疑一切,他渊博机敏,善于掌握(学到)事物的表面,并借此发挥大套废话;他是才能少见的辩客,浅薄透顶的作者;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的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只有民族偏见和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为了绞杀革命,他时刻准备排挤对手,枪杀人民;当处于反对派地位时,他恶毒阴险;一旦执掌大权,他面目可憎;要挑起革命时,他不择手段;此人的社会活动史也就是他的国家的灾难编年史。这个矮子喜欢在欧洲面前挥舞拿破仑第一的宝剑,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就是一味替拿破仑第一擦靴子的。他的对外政策,从1841年的伦敦公约[449]起到1871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这场他在普鲁士侵略者庇护下进行的内战止,始终是把法国引到极端屈辱的地步。不言而喻,对这样一个人来说,现代社会中比较深刻的变动,始终是一部天书;他那副头脑的全部精力都用来耍嘴皮了,所以甚至连社会表面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也不能理解。例如,他不倦地把一切违反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指斥为渎犯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曾经嘲骂铁路是荒诞的怪物;而在路易·波拿巴时代,他把对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任何改革都斥为大逆不道。虽然他有些随机应变的本事,虽然他的主张反复无常,但他冥顽不化地死守着陈规旧例的传统;他在多年的官场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益处的事情。恐怕只有旧世界才会因为自己的大厦顶上冠有小拿破仑和小梯也尔这样两个人物而感到骄傲。在这种人身上,所谓文化成就只不过表现在精心讲求荒淫生活和……[注:原稿此处漏字。——编者注]自私自利上。

曾在复辟时期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的梯也尔,靠着充当对付贝里公爵夫人的密探和监狱产婆而博得了路易-菲力浦的宠信,但是当他第一次当上大臣时(1834—1835年),他的活动的中心内容还是在特朗斯诺南街屠杀起义的共和党人和制订取缔报刊的残暴的九月法令[450]。

“诸位先生!你们都知道在巴勒摩发生的事情。当你们听说有一个大城市竟被连续轰击了48小时之久,你们大家都感到震恐〈在“议会”的意义上〉。究竟是被谁轰击的呢?是被行使战争权利的外敌轰击的吗?不是的,诸位先生,是被它自己的政府轰击的。”

“请允许我向欧洲的舆论呼吁。从这个也许是欧洲最伟大的讲坛上,用愤怒的言辞〈真的,是用言辞!〉来斥责这种行动,这将是对人类的一种贡献……当为自己祖国效过劳〈这是梯也尔从来没有做过的〉的埃斯帕特罗摄政王想以炮轰巴塞罗纳城来那里的起义时,全世界各地都发出了共同的愤怒的呼声。”

“我属于革命党,不但属于法国的革命党,而且也属于全欧洲的革命党。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温和派的手中。但是,即令这个政府转到了热烈人物以至激进派的手中,我也决不因此背弃(放弃)我所拥护的事业。我将永远属于革命党。”

二月革命爆发了。革命不是像这个小人所梦想的那样,把基佐内阁换成梯也尔内阁,而是用共和国替代了路易-菲力浦。从共和宣告成立起直到coupd’état〔政变〕止,这次革命就成了梯也尔先生的唯一工作。在人民胜利的第一天,他忧心忡忡地隐藏起来,殊不知人民对他的鄙视已使他不致受到人民泄恨的处置。虽然如此,尽管他有无人不知的神奇勇气,他还是继续回避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直到卡芬雅克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把巴黎无产阶级的物质力量淹没在血泊中的时候为止。这时,供他这种人活动的场地已被扫清。他的时运再次降临。他变成了“秩序党”及其“议会制共和国”的思想领袖,这个议会制共和国是一种无名王朝,在这个无名王朝时期,统治阶级的所有争权夺利的派系暗中互相勾结起来压制工人阶级,同时它们又因各自企图恢复自己的王朝而互相倾轧。

(复辟王朝是贵族地主的王朝,七月王朝是资本家的王朝,卡芬雅克的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王朝,在所有这些王朝统治时期,一群组成波拿巴党的贪得无厌的冒险分子渴望掠夺法国但没有成功,这倒使他们有资格充当“秩序、财产、家庭、宗教的救主”了。

如果说这个政府是由在波尔多开会的地主议会产生的,那末那个议会则是由“国防人士的政府”事先策划成立的。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曾派梯也尔巡游各省,要他在各地预告未来的事态发展,并且为突然举行大选作好准备。梯也尔必须克服一桩困难。且不说波拿巴派已引起法国人民的厌恶,即使他们大批当选,也会立即恢复帝国,并且会把梯也尔先生一伙人打发到凯恩去旅行。奥尔良党又人少势孤,填不满他们自己的席位和波拿巴派所腾出来的席位。因此,势必要复活正统派。梯也尔并不惧怕这项差使。正统派要成立现代法兰西政府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作为争权夺利的敌手也就微不足道;这个党的全部活动,用梯也尔的话来说,一向只限于依靠“外敌入侵、国内战争和无政府状态”这三种手段(1833年1月5日梯也尔在众议院的演说),因此,这个党是反革命势力最合适的盲目工具。一小部分被1789年的革命剥夺了财产的正统派,由于当上了拿破仑第一的奴仆而恢复了原有产业,但大部分的正统派是由于在复辟时期分发的10亿法郎的赔偿金和私下的封赠而重置了产业。在路易-菲力浦和小拿破仑两个前后相续的王朝统治下,他们退出了积极的政治活动,甚至这种情况也成为他们重建财产而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条件。他们免除了在巴黎的宫廷花费和当代表的花费,只是在法国外省的各个角落里坐收从现代工业树上落到他们chateaux〔砦堡〕里来的金苹果,因为铁路抬高了他们的地价,农业资本家把农艺学应用到他们的土地上来又提高了土地的出产,迅速膨胀的城市人口的无穷无尽的需求保证了他们的产品的市场扩大。正是这些使他们恢复物质财富、重新提高他们作为现代奴隶主股份公司的合伙者的重要地位的社会因素,也障蔽着他们受不到现代思想的沾染,使他们可能处在农村的闭塞无知状态中,什么也不忘记,什么也不学会。他们这些人纯粹是供梯也尔这种人进行加工的消极材料。这个邪恶的矮鬼在执行国防政府委托给他的使命时,越出了他的权限,而为自己获得了这样多的选票,以致要把国防人士从与他分庭抗礼的主子变成对他甘拜下风的奴仆。

选举的圈套既然已经这样设好,巴黎的capitulards〔投降派〕便突然吩咐法国人民要在一周之内选举一个国民议会,这个议会的任务,根据俾斯麦口授的1月28日协定的条款,只是决定和战问题。这次选举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下举行的:没有考虑商议的时间,半个法国处在普鲁士刺刀统治之下,另一半正受着政府阴谋的暗中摆布,巴黎又和外省隔绝;尽管处在这种种特殊情况下,法国人民却本能地感到:capitulards所承受的停战条款本身除了决定,àourtance〔不管怎样也要〕接受和平以外,根本没有留给法国任何的抉择(选择)余地,而为了批准这个决定,法国最坏的人是最合适的人。因此便产生了在波尔多出现的地主议会。

但是对于旧制度下的闹宴和地主议员们的真正历史事业,我们仍须加以区别。地主议员们突然发现,在由他们自己和奥尔良派组成的、夹杂有一些资产阶级共和派以及少量波拿巴派的巨大多数中,他们居然是最强大的集团,于是便当真相信了他们盼望已久的昔日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的确,法国又沦于外敌的铁蹄之下,帝国又被推翻了,波拿巴又被俘虏了,而正统派又抬头了。显然历史的车轮已经向后转,要滚回到1816年的《chambreintrou-vable》〔“无双议院”〕去——它的疯狂而愤怒地诅咒革命洪水及其吓人惨象、它的要求“砍去巴黎的头颅并取消它的首都称号”、它的以封建主砦堡的地方势力突破国家统治网的“地方分权制”、它的宗教说教、它的陈腐已极的政治教条、它的绅士架子和轻浮粗鲁的作风、它的世世代代对劳苦大众的蔑视、以及它的从oeildeboeuf[注:直译是:“公牛的眼睛”。这里指的是凡尔赛宫廷中一个装有椭圆形窗户的前厅,廷臣都在这里等候觐见。——编者注]中观察世界的观点,都将恢复。然而实际上,这些正统派只能作为生产资料垄断者而充当秩序党的股东。从1848年到1851年,他们只不过是“议会制共和国”这个空位王朝的一个派别,所不同的是当年代表他们的是一些颇有素养和富有议会斗争经验的人物(如贝利耶、法卢、拉罗什雅克兰之流),而现在他们只得从农村地主这种庸碌之辈中物色自己的代表人物了,因而给议会添上了另外一种情调,以封建色彩掩盖了它的资产阶级的现实。他们种种荒唐的大话(说教)只不过更加烘托出他们的强盗政府的自由主义。他们被诱而僭取了超出选民委托的大权,他们只好看着那些自封的统治者的脸色过日子。虽然1814年和1815年的外敌入侵[451]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用来反对他们的致命武器,他们却出于毫无见识的盲目愚昧,自己承担起来他们的资产阶级敌人这次将法国拱手送给外敌的史无先例的投降的责任。法国人民起初以为所有高贵的布索那克们久已被埋葬,如今看到他们重又出现,感到惊讶和耻辱,他们已经明白:不仅需要进行十九世纪的革命,而且必须彻底完成1789年的革命,即把这些畜牲赶到农村中一切牲畜的最后归宿——屠宰场里去。

解除巴黎的武装,假如只是作为实现反革命阴谋的一个必要条件,本来可以从长计议,审慎从事;但是既然解除巴黎的武装是那急迫的、具有不可抵抗的吸引力的财政条约中的一款,它就是刻不容缓的了。因此,梯也尔必须来一个coupd’état〔政变〕的尝试。于是他就发动了内战:他派décembriseur〔十二月分子〕[452]维努亚率领一大队市警和几团常备军去夜袭蒙马特尔高地。由于国民自卫军的抵抗和国民自卫军与兵士们的和好,他的这个罪恶企图没有得逞,第二天,他在一份贴到巴黎墙上的宣言里告诉国民自卫军说:他宽宏大量地决定把他们的武器赏给他们,他并且还说,相信国民自卫军会拿着这些武器团结在政府周围来反对“暴徒”。在30万名国民自卫军中,只有300人响应了他的号召。3月18日的光荣的工人革命完全控制(掌握)了巴黎。

指挥蒙马特尔的防卫工作并在3月18日清晨成为革命领导者的中央委员会,既不是一时权宜的机构,也不是密谋的产物。从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国防政府按照投降条件解除法国的武装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了一支4万人的护身军队,目的是为了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各连代表——大多数是工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它的主要力量是在工人居住的郊区,但是它很快地就得到了除旧波拿巴军队之外的全体国民自卫军的承认。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中央委员会已经设法把capitulards〔投降派〕背叛地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了蒙马特尔、伯利维尔和拉-维勒特。这样便保全了由国民自卫军筹款置备的大炮。在1月28日的协定中,正式承认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的财产,因而没有列入应该缴出的武器总数之内。从国民议会在波尔多集会起到3月18日止这一整个期间,中央委员会一直是首都的人民政府,它强大到能够不管国民议会如何挑衅,不管行政当局采取如何激烈的措施,也不管军队的集结达到如何威胁的程度,而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防御立场。

9月4日的革命恢复了共和国。围困期间巴黎的顽强抵抗构成了外省进行防御战争的基础,同时迫使外国侵略者承认了共和国。它的线日的革命才能显示出来,而这种显示就是一次革命。这次革命是要铲除旧世界制度所依据的阶级统治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这些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产生了第二帝国,并且已在这个帝国庇护下弄到完全腐朽的地步。欧洲好像受到一次电击而竦然一震。它一时似乎怀疑在它眼前发生的这些惊人的政治和军事事变的真实性,还以为这也许是早已消逝的往事的一些幻觉而已。

国民自卫军击溃维努亚,只是给予统治阶级策划的反革命阴谋的一次挫败,但是,巴黎人民立刻把他们这一自卫的事件变成了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在篡位者的王位出缺之后,9月4日的革命恢复了共和国。围困期间巴黎的顽强抵抗构成了外省进行防御战争的基础,同时迫使外国侵略者承认了共和国,但是它的线日的革命是要铲除旧世界制度所依据的阶级统治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这些条件产生了第二帝国,并且已在这个帝国庇护下弄到完全腐朽的地步。欧洲好像受到一次电击而竦然一震。它一时似乎怀疑在它眼前发生的这些惊人的政治和军事事变的真实性,还以为这也许是早已消逝的往事的一些血腥的恶梦而已。巴黎工人阶级在脸上还带着因长期挨饿而出现的皱纹,而且又处在普鲁士军队的刺刀之下,却一跃而夺得了维护进步等等旗手的地位。

勒康特将军是被选出执行夜袭蒙马特尔(罪恶工作)的雇佣凶手之一,他在皮加尔广场上曾一连四次命令他的第八十一常备团的兵士开枪射击手无寸铁的群众;而当士兵们拒绝执行他的命令时,他就百般辱骂他们。他的士兵并没有射击妇孺,而是在3月18日下午在红宫花园里把他抓起来枪毙了。法国士兵在工人阶级敌人的训练下所养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自然不会在他们转到工人方面来的一刹那间完全改变。克列芒·托马也是被这些士兵枪毙的。

克列芒·托马“将军”过去是一个不得志的军需中士,在路易-菲力浦的统治后期被吸收加入“共和派的”“国民报”报馆,在里面起着傀儡(负责的gérant〔经理〕)和打手的双重作用。“国民报”一派人利用了二月革命,靠欺诈取得了政权,他们便把这位先前的军需中士升任“将军”。这是六月大屠杀前夕的事情。他和茹尔·法夫尔一样,是这次事件的阴狠毒辣的策划人之一,也是这次大屠杀的最凶狠的刽子手之一。在这以后,他的将军头衔突然中止。他隐没起来,直到1870年11月1日才又出头露面。在这前一天,被执于市政厅的国防政府曾向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其他工人阶级代表们庄严地允诺,担保把他们篡夺的政权转交给巴黎自由选出的公社。当然,他们没有履行他们的诺言,却嗾使特罗胥的布列塔尼部队——他们现在代替了路易·波拿巴手下的科西嘉部队——去蹂躏误信他们的誓言的人民。当时只有塔米济埃先生一人不愿以这种背信弃义的勾当来玷污自己的名誉,立即辞去了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职务;克列芒·托马“将军”便被推上他的职位。此人在任总司令的整个期间,不向普军作战,而向巴黎国民自卫军作战。他无尽无休地制造借口阻挠国民自卫军全面武装,千方百计地嗾使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去反对工人分子以瓦解国民自卫军,排除那些反对特罗胥“计划”的军官,对无产者营妄加以怯阵的罪名而把它们解散,实际上这些无产者营的英勇果敢精神现在连最狂暴的敌人也为之震惊。克列芒·托马感到得意的是,他又重新取得了他以前在六月屠杀事件中那种个人充当巴黎工人阶级仇敌的显赫地位。在3月18日的前几天,他向陆军部长勒夫洛呈递了他的一份彻底消灭“巴黎canaille〔暴徒〕的lafinefleur(精华)”的计划。好像被六月的冤魂所缠住似的,在维努亚失败以后,他又情不自禁地以一个业余密探的身分出场!

中央委员会竭力想从士兵们的粗鲁的私审判决下救出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这两个罪犯,但没有成功。在这方面,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应负的责任,就像亚历山得拉公主驾进伦敦城时对被挤死者应负的责任一样。茹尔·法夫尔假慈假悲地咒骂巴黎这个凶手的渊薮。地主议会扮演了一场歇斯底里的“痛心”剧。这些人除非为了寻找使人民流血的借口,是从来不流他们的鳄鱼之泪的。利用头面人物的尸体当做内战的武器一向就是秩序党爱用的诡计。在1848年,他们曾经怎样就巴黎大主教仿佛被六月起义者杀害的事件而掀起了震荡全欧的恐怖叫嚣!其实他们从大主教的大司铎雅克美先生这个目击者的证词中,完全知道大主教是被卡芬雅克自己的士兵枪杀的!在现任巴黎大主教[注:达尔布瓦。——编者注]——一个毫无殉道者气质的人——写给梯也尔的信中,透露出一种敏锐的疑虑,即他的凡尔赛的朋友们将以他被公社处决引为快事,因为他们急切希望根据这项可爱的举动来定公社的罪!然而,当大喊“杀人犯”的目的已达时,梯也尔便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宣布“凶杀案”是“很少”几个不知名人物私下干的事情,从而淡然了结了这件事。

“秩序人物”,即巴黎的反动分子,一听到人民胜利的消息——报复的信号——就不寒而栗,他们对人民的行动与他们自己历来庆祝人民失败的传统方式迥然不同而极其惊讶。甚至对市警都不但没有解除武装和逮捕下狱,反而给他们洞开了巴黎城门,让他们安然撤退到凡尔赛;对“秩序人物”不仅毛发未动,而且容许他们在巴黎正中心集结起来,并在巴黎的正中心轻易地夺去一些重要阵地。当然,他们把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宽容态度和武装工人的这种宽宏大量,解释为只是工人自觉软弱的表现。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一个计划——试图在举行“徒手”的幌子下,做到四天以前维努亚用大炮和多管炮所没有做到的事情。一群吵吵闹闹的“绅士们”从最奢华的街区出发,其中有各色各样的petitscrevés〔纨袴阔少〕,领头的是埃克朗、科特洛贡、昂利·德·佩恩之流这样一些帝国猪仔。这些人列队行进,沿途喊叫着“打倒杀人犯!打倒中央委员会!国民议会万岁!”在他们行进中遇到国民自卫军的散兵哨的时候,就横加侮辱,并勒令缴械。最后,他们汇合在旺多姆广场上,企图在辱骂的喊叫中把国民自卫军赶出他们的总参谋部,并冲过警戒线。国民自卫军在受到手枪射击后,起初只是提出通常的sommations〔相当于英国宣读骚扰取缔令),但是这样做对于阻止进犯者并不见效。于是国民自卫军的一位将军[注:贝热瑞。——编者注]才下令开枪,这些暴徒立刻抱头鼠窜。有两名国民自卫军士兵,八名受重伤;在暴徒们作鸟兽散的街道上,到处都抛弃有手枪、匕首、手杖刀,这些清楚地证明了他们的“和平”的“徒手”性质。当1849年6月13日巴黎国民自卫军为抗议法军穷凶极恶地袭击罗马而举行真正的“徒手”时,秩序党的将军尚加尔涅曾用刀斩、马队践踏和枪击对付队伍。当时立即宣布了,开始了新的逮捕、新的流放、新的恐怖统治。但是在同类情况下,“下等阶级”的做法却迥然不同。3月22日的窜逃分子既没有受追袭,他们在逃窜中也并未受扰,事后也没有受到法院侦查员(juged’in-struction)的传讯,所以他们过了两天又能来一次由海军上将赛塞率领的“武装”。甚至在他们第二次滋事的可耻失败以后,他们像巴黎其他市民一样仍被允许参加公社的投票,在选举中进行较量。他们在这场不流血的战斗中打输了,最后撤出了巴黎,没受任何损伤地完成了他们的大出走,身后拖带着、瘪三和首都的其他危险分子。所谓3月22日“赤手空拳的市民”被屠杀,原是一种神话,无怪乎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都不敢喋喋不休地谈论,只委托那些欧洲报界的走卒去传播。

秩序党在他们夜袭蒙马特尔失败以后,于4月初开始了他们向巴黎的正规进攻。从巴黎逃出的维努亚,因为用十二月的方式揭开了内战,因为冷酷无情地屠杀被俘的常备军士兵,因为卑鄙地谋害了我们的英勇朋友杜瓦尔,竟被梯也尔授予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加利费,即那个在第二帝国的闹宴上以的装扮而闻名的女人的心上人,在一篇正式宣言中,夸耀他如何用突袭和收买叛徒的办法,卑鄙地杀害了连同副官和队长在内的一队巴黎国民自卫军。宪兵德马列也得了勋绶,因为他像屠夫一样地打光明磊落、仗义豪侠的弗路朗斯切成了碎块;关于这次暴行的“令人兴奋的”细节,梯也尔洋洋自得地向议会作了传达。扮演着帖木儿-塔梅尔兰角色的这个大拇指般的小人物梯也尔,在万分可耻的得意忘形中,拒不承认那些反对他这个小人的尊严的“叛乱者”享有交战一方的一切权利和惯例,甚至于拒绝给予“伤兵救护站”的权利。

公社在4月7日颁布了一项报复法令,宣布公社有责任保卫自己不受凡尔赛匪帮的野蛮虐杀,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时候,枪决俘虏是停止了,但凡尔赛对俘虏的残暴虐待并没有停止;关于这些俘虏,梯也尔在他的一份公报中竟然说:

但是,当梯也尔和他那些十二月政变的将军们知道公社的法令只不过是一种威胁,甚至连那些在巴黎被捕的伪装国民自卫军的宪兵密探和身上搜出爆炸弹的市警都得到了赦免,他们就又全盘恢复了旧的一套干法,并且一直继续到今天。一些国民自卫军士兵在贝耳-埃潘向peloton〔一队〕占压倒优势的骑兵投降,后来被骑在马上的骑兵队长一个个枪毙了;躲藏有巴黎军队和国民自卫军士兵的房屋,被宪兵们团团围住,浇上煤油,纵火焚烧;烧焦的尸体后来被巴黎的救护队运出去了;木兰-萨克多面堡中的国民自卫军士兵由于叛徒出卖遭到突袭,在睡梦中被刺刀挑杀(公社社员在睡梦中受到突袭);克拉马尔的大屠杀(枪杀),穿着常备军制服的俘虏们被就地枪决,——所有这些在梯也尔公报里用轻率口气报道的功绩,只不过是这次奴隶主叛乱中的几桩事件而已!但是面对着为最卑鄙的阶级利益所驱使的凡尔赛阴谋分子在法国废墟上制造的目前这次国内战争,面对着在俾斯麦的庇护下和在俾斯麦士兵的监视下对巴黎进行的轰击,只列举几桩个别的残酷事实,未免荒唐可笑!梯也尔在公报中报告这些事情的轻率态度,甚至使不大敏感的“”也为之震惊。然而,正像西班牙人常说的,这些都是“正常的”。在统治阶级与威胁着他们的特权的生产阶级进行的战斗中,总是充满着这类暴行,但没有一次像在这次战斗中那样,被压迫者显示了这样过分的人道,而他们的敌人表现得如此卑鄙……梯也尔永远遵循着中世纪浪游骑士的老格言:一切武器只要是用来反对平民的都是正当的武器。

在维耳茹伊弗附近的贝耳-埃潘发生这样的事件:4月25日,四名国民自卫军士兵被一队骑兵包围,并被勒令缴械投降。由于无法抵抗,他们服从了,并没有受到骑兵的伤害。稍后,骑兵队长(加利费手下的一位宝贝军官)疾驰而来,一个个地枪毙了俘虏,然后和他的骑兵队离开了。三名自卫军士兵牺牲,一位名叫舍弗尔的身受重伤,但活下来了,后来被送到比塞特尔的医院。公社派了一个调查团到医院记下了这位奄奄一息的士兵的证词,并发表在它的报告上。当国民议会中的一位巴黎议员就这份报告向陆军部长提出质问时,“地主议员们”用叫喊声盖住他的发言,并且不让陆军部长出来答复。干这种谋杀罪行倒无所谓,但加以谈论就会是对他们“光荣的”军队的侮辱。

梯也尔在发给他的省长们的一份公报中说:《L’Assembléesiègepaisiblement》〔“议会在平静地开着会”〕(像奥利维耶那样coeurléger〔轻松〕[注:这是借用内阁首相奥利维耶的线页)。——编者注]),这句话充分说明了议会是以怎样恬静的心情来看待内战中的暴行的;行政当局和它的那些假释犯在梅也尔举办的珍馐盛宴上,在德国王公们的筵席上大吃大喝,这表明甚至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两人的幽灵也没有败坏他们的胃口。

在色当之后,里昂、马赛和土鲁斯的工人,都宣告成立公社[453]。甘必大用尽全力扑灭它。在巴黎被围期间,工人们不断举行的起义(它们被堪与路易·波拿巴的科西嘉兵匹配的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用虚假的借口,一次又一次地了下去)就都是公社推翻骗子政府的尝试。当时默默地酝酿着的公社,正是九月四日革命的真正秘密所在。正因为如此,3月18日清晨,在反革命被击败以后,巴黎雷鸣般的《VivelaCommune!》〔“公社万岁!”〕的呼声把睡意朦胧的欧洲从梦见普鲁士帝国的睡梦中惊醒过来!

“首都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权〈国家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权利。”

但是,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存的国家机体,并运用这个现成的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像统治阶级及其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以往在它们相继获得胜利的时刻所做的那样。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消灭掉。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像蟒蛇一样地用常备军、等级制的官僚、驯顺的警察、僧侣、卑贱的法官把现实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它最初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创造出来的,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武器。以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提供自由发展的充分地盘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必须把地方的、区域的、城镇的、外省的一切封建制度堡垒都扫除净尽,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一上层建筑准备社会基地。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有它的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分枝庞杂、遍布各地的机关。

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体现在议会和政府这两大机构上。在1848—1851年秩序党共和国时期,议会的大权独揽产生了它自身的否定——第二帝国,而以议会仅仅作为点缀的帝国制度是目前大陆上多数军事大国所盛行的制度。乍看起来,这种政府机构的僭取的专政仿佛是对社会本身的专政,它既同样地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也同样地贬低一切阶级,实际上,它现在已经成了——至少在欧洲大陆上是如此——占有者阶级能继续统治生产者阶级的唯一可能的国家形式。所有已经死亡的法国议会留下来的、还栖息在凡尔赛的那一群幽灵,掌握的实际力量除第二帝国下形成的政府机器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像蟒蛇一样地用官僚、警察、常备军、僧侣、法官把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的庞大的政府寄生虫,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必须充当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以扫除领主的、地方的、城镇的、各省的特权这些中世纪垃圾为任务的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不能不同时从社会基地上清除那些妨碍着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充分发展的最后障碍,这种国家政权有它的按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遍布各地的机关。这样的国家政权是在第一帝国时期产生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在以后的复辟、七月王朝、秩序党共和国的议会制度下,这个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的国家机器最高管理权,不仅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争夺的对象,而且,随着现代社会经济进展使得工人阶级队伍更加扩大、处境更加困难、抵抗更加有组织、要求解放的趋势更加发展,一句话,随着现代阶级斗争——劳动与资本的斗争——采取更鲜明的形式和规模,国家政权的面貌和性质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一直是一种维护秩序、即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从而也就是维护占有者阶级对生产者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权力。但是,只要这种秩序还被人当做不容异议、无可争辩的必然现象,国家政权就能够摆出无所偏袒的样子。这种政权把群众现存的屈从地位作为不容变更的常规,作为群众默默忍受而他们的“天然尊长”则安然利用的社会事实维持下去。随着社会本身进入一个新阶段,即阶级斗争阶段,它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即国家政权的性质,也不能不跟着改变(也经历一次显著的改变),并且越来越发展它作为阶级专制工具的性质、作为用强力长久保持财富占有者对财富生产者的社会奴役,资本对劳动的经济统治的政治机器的性质。每一次新的人民革命总是使国家机器管理权从一些统治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些统治阶级手中,在每次这样的革命之后,国家政权的压迫性质就更充分地发展,并且更无情地被运用,因为革命所许下的、似乎保证了的那些诺言只有使用暴力才能破坏。此外,后来陆续发生的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只是给予资本势力日益增长这个社会事实以政治上的肯定,因而越来越直接地把国家政权交给工人阶级的直接的敌人。就是这样,七月革命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转交给大制造商(大资本家),二月革命又把政权转交给联合在一起的统治阶级各党派,这些党派是为了共同对抗工人阶级、为了维护自己阶级的统治秩序而联合成为“秩序党”的。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国家政权最后变成了占有者阶级进行反对从事生产的人民群众的公开的战争工具。但是作为公开的内战工具,它只能在有内战的时候使用;因此,议会制共和国的生存条件就是延续已经公开宣布了的内战状态,也就是否定这一内战以其名义进行的那种“秩序”。这只可能是一种一时的、例外的情况。它不可能作为社会的正常的政治形式,甚至于对大部分资产阶级说来也是不能忍受的。因此,当人民抵抗的一切因素都被消除以后,议会制共和国不得不在第二帝国前面消逝(让位给第二帝国)。

帝国声称它依靠构成全国多数的生产者,——即依靠似乎是置身在资本和劳动的阶级斗争之外的(对两大对抗的社会力量都表示漠视和敌视的)农民!它把国家政权当做凌驾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上的一种力量来使用;强使两个阶级暂时休战(使政治的也就是革命的阶级斗争形式沉寂下去);以摧毁议会权力亦即占有者阶级的直接政治权力而剥去了国家政权的阶级专制的直接外形。这个帝国是唯一能够使旧的社会秩序苟延一时的国家形式。因此,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秩序的救主”,世界各国想当奴隶主的人们二十年来一直赞美它。在它的统治下——这时正好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使世界市场发生了变化[454],美国有了惊人的发展,——开始了工业空前活跃的时期,交易所投机、金融诈骗、股份公司冒险行径盛极一时,而所有这些通过对中等阶级的剥夺,导致资本的迅速集中,并使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趋势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机会,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卑鄙龌龊就无阻拦地泛滥起来。这同时也是穷奢极欲、粉饰升平的闹宴,是“上等阶级”的一切下流欲望的鬼魅世界。政府权力的这种最后形式同时也是它的最的形式,是一帮冒险分子对国家资源的掠夺,是造成大宗国债的温床,是对变节卖身的赞美,是一种虚饰矫作的荒诞生活。这一从头到脚披着华美外衣的政府权力已陷入污泥。普鲁士本来渴望把这种纸醉金迷的、血腥的、污秽的制度在欧洲的重心从巴黎移到柏林去,而它的刺刀把国家机器本身的彻底腐朽性以及在这种制度下繁荣滋长的整个社会机体的糜烂尽行揭穿了。

巴黎工人阶级所要打倒的就是国家政权的这种最后和最的形式,它的最高和最卑鄙的现实,而且也只有这个阶级能够使社会摆脱它。至于议会制度,它早已被它自己的胜利和帝国葬送了。工人阶级所要做的就是不去恢复它。

用最简单的概念来说,公社意味着在旧政府机器的中心所在地——巴黎和法国其他大城市——初步破坏这个机器,代之以真正的自治,这种自治在工人阶级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他大城市中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府。由于被围,巴黎摆脱了军队,而代之以主要由巴黎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只是由于这一情况,3月18日的起义才成为可能。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确定的制度;必须以各大城市的国民自卫军,即武装起来反对政府篡夺行为的人民来代替保护政府反对人民的常备军。公社必须由各区全民投票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因为巴黎是公社的首倡者和楷模,我们应引为范例),这些城市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会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它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而应成为公社的勤务员,像所有其他行政部门的公职人员一样由公社任命,而且随时可以撤换;一切公职人员像公社委员一样,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法官也应该由选举产生,随时可以撤换,并且对选民负责。一切有关社会生活事务的创议权都留归公社。总之,一切社会公职,甚至原应属于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的几项职能,都要由公社的官吏执行,从而也就处在公社的监督之下。硬说中央的职能——不是指政府控制人民的权威,而是指由于国家的一般的共同需要而必须执行的职能——会变得不可能,是极其荒谬的。这些职能会存在;不过,行使这些职能的人已经不能够像在旧的国家机器里面那样使自己凌驾于现实社会之上了,因为这些职能应由公社的官吏执行,因而总是处于切实的监督之下。社会公职不会再是中央政府赏赐给它的爪牙的私有财产。随着常备军和政府警察的被废除,实行压迫的物质力量会被摧毁。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从一切公立学校中取消宗教教育(同时实施免费教育),使其回到私人清修生活的范围里去,靠信徒的施舍维持;使一切学校不受政府的监护和奴役,——所有这一切必然要摧毁精神压迫的力量,使科学不仅成为人人有份的东西,而且也摆脱掉政府压制和阶级成见的桎梏。市税由公社规定和征收,用于全国性的公共需要上的税款由公社公职人员征收,并由公社自己拨给各项公共需要(用在各项公共需要上的开支由公社自己监督)。

艰苦奋斗、努力劳动、用心思索的巴黎,为历史首创精神的热诚所激发,充满着现实的英雄气概,这是正处在诞生的阵痛中的新社会;和它截然对立的是凡尔赛的旧社会,即彻底虚伪、塞满谎言的世界。它的真正代表就是地主议会,那里面麕集着体现法国历代阶级统治的一切旧制度的咿呦作语的食尸鬼,领头的是一个老朽不堪的议会小丑,他们的剑柄握在一群当着自己的普鲁士征服者炮轰巴黎的帝国capitulards〔投降派〕手中。

他们的一切一切都是滑稽可笑的,从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的那个老古董若贝尔伯爵起,此人在路易十四宫里召开的国民议会上喊道:“我们是国家”(“国家就是我们”)[455](他们的确是脱离社会的国家的幽灵),到那些向梯也尔卑躬屈膝的共和派止,他们在JeudePaume(网球厅)集会,来表明与他们的1789年前辈相比已堕落到什么地步。

他们的领头是梯也尔,他们的大多数分裂为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这两个集团,追随在他们后面的是“旧式的”共和派。这两个集团各自策划着自己的复辟;共和派则图谋议会制共和国的复辟,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梯也尔的老年人的虚荣心上,而暂且为梯也尔的统治充当共和的装饰,并且当他们尽力诱骗巴黎投入梯也尔的怀抱、企图令赛塞解除巴黎武装未果之后,以自己的在场认可波拿巴的将军们对巴黎的战争!真是一些愁容骑士!他们甘愿忍受的屈辱表明,作为阶级统治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共和制度已堕落到怎样的地步。梯也尔正是针对着这些人问聚集开会的塞纳—瓦瑟省的区长们,他们还需要什么:“不是他这个普通的公民在做国家的首脑么?”从1830年到1870年的进展在于:从前路易-菲力浦是最好的共和国,现在路易-菲力浦的大臣——小梯也尔本人是最好的共和国。

他们不得不借助于退休的波拿巴派将军所指挥的帝国士兵、宪兵、警察来干他们的真正工作即对巴黎作战,当他们怀疑他们——像1848—1851年当政时一样——只不过是制造帝国再度复辟的工具,他们又不寒而栗了。教皇的朱阿夫兵、卡特利诺的万第兵、沙列特的布列塔尼兵,实际上是他们的“议会”军队,与帝国的现实力量相比仅仅是军队的幻影而已。他们一听到“共和国”这个名称就怒气冲天,同时他们却以它的名义接受了俾斯麦的口授条件,以它的名义把法国剩余的财富滥花在内战上,以它的名义诋毁巴黎,以它的名义制定将来对叛乱者定罪的法律,以它的名义篡夺号令法国的权力。

他们统治的根据是普选制。但他们在1815年到1848年当政期间一直反对普选;共和国建立反对他们的普选制之后,他们于1850年5月把它废除了;而现在他们又把它当做帝国的遗产接受下来,忘记了这样一来就是接受了由全民投票产生的帝国!他们这些人即使用普选也无法立足了。

他们指责巴黎背叛民族的统一,可是他们的头一句话就是以取消巴黎的首都称号砍去民族统一的头颅。巴黎所做的事似乎也是他们所需要的,不过做得不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梦想恢复反动的过去,——而是维护革命的未来。梯也尔这个沙文主义者,从3月18日以来就用“普鲁士干涉”威胁巴黎,在波尔多坚决主张“普鲁士干涉”,事实上,他也是只用普鲁士授予他的工具来反对巴黎。和这个沙文主义的小丑相比,波旁分子简直可说是尊严的化身了。

万一他们得逞,不管他们的复辟采取什么名目,不管哪个侥幸成功的谋位者成为首脑,复辟实际上只能恢复帝国,即恢复这些腐朽阶级的统治的最后的、不可缺少的政治形式。如果他们恢复了帝国,——一旦他们的任何一个复辟计划成功,他们势必要恢复帝国,——他们只会加速他们所代表的旧社会的腐朽,加速他们所反抗的新社会的成熟。他们的幽暗目光只看到那些旧制度的政治门面,而且他们梦想在这些制度的头上安一个亨利五世或巴黎伯爵来恢复这些制度。他们看不到,这些政治上层建筑所依据的社会机体已经消逝,这些制度只可能在如今已过时的那些条件下、在法国社会的那些过去的阶段中一度存在;法国社会现在只能容许或者是作为其腐烂状态的帝国制度,或者是作为其新生状态的劳动共和国。他们看不到,政治形式的更替只是社会本身经历的现实变化的政治表现。

普鲁士人怀着对战争胜利的狂喜心情注视着法国社会的痛苦挣扎,并以夏洛克的卑鄙贪心,以Krautjunker〔顽固守旧的容克地主〕的粗暴趁火打劫。其实把帝国移植到德国土地上,对他们自己已经是一种惩罚。他们注定要解放法国的潜在力量,这些力量必将把他们连同旧秩序一起全部吞没。巴黎公社可能倒下,但是它所创始的社会革命必将胜利。它的策源地遍于全球。

他在答复大主教的信里冷冰冰地否认“硬推在凡尔赛军队头上的臆造的处决和报复行为〈!〉”,并由他的“地主议会”专门指派一个调查团来证实这谎言。他当然知道波拿巴的将军们洋洋自得地宣布的种种暴行。不过,从“议会意义”上说,这些都是虚构。

一支杂牌军队——这是蒙俾斯麦的恩典从监狱里释放回来的波拿巴军队残部,以瓦伦顿的宪兵和比埃特里的市警为核心,以教皇的朱阿夫兵、沙列特的朱安兵、卡特利诺的万第兵为装饰,全部由临阵脱逃的十二月分子投降派将军们指挥,——这样一支军队被他颂扬为“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精锐的军队”。当然,如果普鲁士军队到现在还驻扎在圣丹尼,那只是因为梯也尔想用这支“精锐军队中的最精锐军队”的军容去吓唬吓唬他们。

如果“最精锐的军队”是这样,那末,凡尔赛的颠倒时代的议会也就是“法国从未有过的最开明的和最自由地选出的议会”了。但是,梯也尔颠倒反常达到的顶点,是他对区长们说他是“一个从来不食言的人”,当然,他的守信是议会意义上的守信。

波拿巴的将军、宪兵和朱安兵对巴黎发泄的报复行为,是反对劳动的阶级战争的一种必然行为。但是,梯也尔在他的公报小插曲里,却借这种暴行可笑地自比为他的偶像——拿破仑第一,并且给全欧洲留下了笑柄,因为他竟厚颜地宣称,法国军队由于对巴黎人作战,已经挽回了在对普鲁士军队作战中所丧失的声誉。所以,整个战争仿佛只是儿戏,好使这个矮鬼的幼稚的虚荣心得到表现,当他想到居然能描述他自己的军队在他自己的秘密统率下所进行的他自己的战役时,就飘飘然起来。

巴黎实际上已抗击了“法国从未有过的最精锐的军队”达两个月之久,尽管这支军队得到普鲁士人的秘密援助;原来这个巴黎只是想要梯也尔使它摆脱“凶残的暴君”,所以才对梯也尔进行战争,虽然只是一小撮罪犯。

梯也尔不倦地把公社说成一小撮罪犯、假释犯、渣滓。巴黎所以对他作战,是因为巴黎想要他来使它摆脱“压迫它的可憎暴君”。然而就是这一“小撮”亡命之徒,却抗击了由百战百胜的麦克马洪统率的、受梯也尔本人的拿破仑式天才所鼓舞的“法国从未有过的最精锐的军队”达两个月之久!

“决不应当把巴黎的运动和蒙马特尔遭到的突袭混为一谈,后者只不过是这一运动的导因和起点;这一运动是普遍的,是深入巴黎人心的;甚至那些由于某种原因置身局外(不参预其中)的大多数人,也不否认这一运动的社会合法性。”

这一番话是谁对他说的呢?是工商会代表,亦即代表着七八千名工商业者发言的一些人。他们去到凡尔赛亲口告诉他这一番话。还有共和同盟、各共济会分会[456]也派出代表,举行,作了同样表示。但他顽固到底。

但是,这个战斗的巴黎、真正的巴黎并不是他的那个巴黎。他的巴黎,本身就是一个议会谎言。“富人的、游手好闲者的、资本家的巴黎”、世界妓院——那才是他的巴黎、那才是想重归于梯也尔的巴黎。真正的巴黎是“贱民”的巴黎。以“和平”和赛塞的仓惶逃跑来表示其勇气的巴黎,目前麕集在凡尔赛、吕埃伊、圣丹尼、勒河岸圣热尔门的那批人的巴黎,以及随着跟去的那些依附于“家庭、宗教、秩序人物”、首先是依附于“财产人物”的们的巴黎,游堕阶级的巴黎,从望远镜中欣赏战斗的进行、把内战只当做惬意消遣的francs-fileurs〔逃亡者〕的巴黎,——这才是梯也尔先生的巴黎。正像科布伦茨城的亡命之徒[457]是卡龙先生的法国一样,凡尔赛的亡命之徒是梯也尔先生的法国。

在和约还没有在法兰克福最后签订以前[458],他呼吁各省把它们的国民自卫军战斗营和志愿军开到凡尔赛来对巴黎作战。各省断然予以拒绝。只有布列塔尼省派去了一小撮朱安兵,“他们作战时打着白旗,每人胸前缝着用白布做成的耶稣圣心,口里喊着《Viveleroi!》〔“国王万岁!”〕”法国外省就是这样响应他的号召的,所以,他不得不从俾斯麦那里要回被俘的法军,使用教皇的朱阿夫兵(这是他的法国外省的线名市警当成他的军队的核心。

尽管他力图用谎言的城墙、思想封锁和警察封锁把巴黎和各省隔绝(隔离)开来,但各省不仅不给他送来对巴黎作战的战斗营,还向他派遣了这样多的坚持与巴黎议和的代表团,以致他决定不再亲自接见它们。各省递交的大部分呈文建议:立即和巴黎缔结停战协定,解散国民议会,“因为它的任期已满”,给予巴黎所要求的市政权利;这些呈文的语调是如此不堪入耳,以致杜弗尔在发给各省省长的“反对议和的通告”中对之大加诋毁。另一方面,“地主议会”和梯也尔却没有从外省接到一份表示拥护的呈文。

但是,外省揭破梯也尔捏造的关于外省“谎言”的granddéfi〔最大挑战〕是4月30日的市镇选举。这次选举是根据他的议会的一项法令、在他的政府领导下进行的。在被肢解的法国境内残存的35000个市镇所选出的70万名(取其整数)市镇参议员中,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当选者总共还不到8000名!补选的结果对他们更加不利!这一情况清楚地表明:靠出人不意和虚伪借口而当选的国民议会是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法国、外省的法国、不算巴黎在内的法国!

但是,外省大城市准备在波尔多召开市镇参议员代表大会的计划,被梯也尔根据1834年他颁布的一项法令和1855年的一项帝国法令[459]禁止了,这一计划迫使梯也尔招认了“他的外省”,正如“他的”巴黎一样,原是一个谎言。他指控外省,说它们也和“背信弃义的”巴黎相像,切望“奠立和叛乱的基石”。南特、维恩、莎姆伯里、利木、卡尔卡松、翁热、卡尔庞特腊、蒙彼利埃、普里瓦、格勒诺布尔等城的市镇参议会最近通过的决议又一次回答了他;这项决议要求并且坚持与巴黎议和,

“绝对肯定共和国,承认公社权利”,正如维恩市镇参议会所说,“这种权利是2月8日当选人在他们竞选公告书中作过许诺的。为了终止对外战争,它〈国民议会〉都割让了两省,答应了给普鲁士50亿法郎,那末,为了结束内战,它还有什么不应该做的呢?”

因此,虽然巴黎能正当地埋怨外省只限于和平请愿,没有援助巴黎来反对政府的全部力量……外省还是毫不含糊地揭破了梯也尔和国民议会所说的似乎他们是外省的代表的谎言,外省宣布了,他们所谓的外省是谎言,正像他们的整个存在都是欺诈和招摇撞骗一样。

总委员会引以自豪的是,国际的巴黎各支部在这次巴黎的光辉革命中起了卓越的作用。事实并不是像一些蠢才所想像的那样,仿佛巴黎或任何其他的国际支部从一个中心接受motd’ordre〔命令〕。事实是,既然所有文明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精华都属于国际,而且都浸透了国际的思想,他们在各地的工人阶级运动中就定然会走在最前面。

从[注:原稿中从此处起有三页没有标记页码,在第二段前写有“第9页”的字样。——编者注]投降的那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俾斯麦的俘虏政府按照投降条件把法国出卖给俾斯麦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了一支护身军队,目的显然是为了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首都的所有连、营、炮队(除了某些旧波拿巴军队残部)共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中央委员会已经设法把capitulards〔投降派〕背叛地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了蒙马特尔、伯利维尔、拉-维勒特。

武装的巴黎是阻碍反革命阴谋实现的唯一严重障碍。因此必须解除巴黎的武装。在这一点上,波尔多议会讲得很坦率。如果“地主议员们”的狂暴鼓噪还令人听不清楚究竟,那末,梯也尔把巴黎交给décembriseur〔十二月分子〕维努亚、波拿巴的宪兵瓦伦顿和耶稣会教徒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三人宰割这一事实,则已令人对他们想解除巴黎武装的最后目的不能再有丝毫怀疑了。但是,如果说,这批穷凶极恶的罪犯对他们的目的直言不讳,那末,他们用来挑起内战的借口则是极端的、极端卑鄙的(极端露骨的)谎言。梯也尔宣称,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所以应当归还给国家。而事实则是这样:从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俾斯麦的俘虏们按照投降条件把法国出卖给俾斯麦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护身军队,目的显然是为了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国民自卫军全体官兵(除了某些旧波拿巴军队残部)共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已经设法把capitulards背叛地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了蒙马特尔、伯利维尔、拉-维勒特。这些大炮是由国民自卫军筹款置备的。在1月28日的协定中,正式承认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的财产,因而没有列入应该缴给征服者的政府武器总数之内。但梯也尔竟敢用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这种捏造的借口挑起内战!

夺取这些大炮显然只是全面解除巴黎国民自卫军武装,亦即解除9月4日革命武装的一项准备措施。可是,这个革命已经成为法国的合法局面。这个革命所产生的共和国,已在投降书上由胜利者予以承认。在投降以后,它又取得了各外强的承认;并用它的名义召集了国民议会。9月4日的巴黎工人革命,是波尔多国民议会及其行政当局的唯一合法的根据。如果没有9月4日的革命,这个国民议会就势必立即让位给由普选产生的、后来被革命强迫解散的立法团。梯也尔及其假释犯们就一定会投降,以便取得护照和保护证书,免得到凯恩去旅行。握有全权去同普鲁士媾和的国民议会,不过是这次革命中的一个插曲。革命的真正体现者是武装的巴黎,因为是巴黎发动了这次革命,它为这个革命忍受了五个月的围困和饥饿的灾难,它不顾特罗胥的“计划”而以自己的持久抵抗使外省有可能进行大规模自卫战争。而现在,这个巴黎或者是按照波尔多那帮叛逆奴隶主的羞辱命令不得不自行解除武装,承认9月4日人民革命的唯一目的只不过是把政权从路易·波拿巴及其宠臣手里转交给那些同他竞争的保皇党人掌握;或者是为法兰西的事业进行奋不顾身的斗争,当时要把法国从完全复灭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并使它获得新生,唯一的途径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那产生了第二帝国并且已在这个帝国庇护下弄到完全腐朽地步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受过五个月饥饿煎熬的巴黎,片刻都没有犹豫。它英勇无畏地决心经受在驻扎城下的普鲁士军队的监视下去同法国阴谋分子进行斗争的一切风险。但是,巴黎的人民政府——国民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竟对内战抱着厌恶的态度,因此它不管国民议会如何挑衅,不管行政当局如何僭越权限,也不管军队在巴黎城内和巴黎周围的集结达到如何威胁的程度,始终是继续保持着纯粹防御的立场。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说:“首都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权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权利。”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十八世纪法国革命把领主的、地方的、城镇的、各省的特权的垃圾扫除干净,从而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最终地建立国家上层建筑的最后的中世纪障碍。在第一帝国时期,它取得了它的最终的形式,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在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联合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战争中的产物。在以后的那些议会统治时期,由于政府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掌握政府权力就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争夺的对象。它的政治性质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发生了变化。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时,政府权力就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具有为以暴力保证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的性质,具有纯粹是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在每次人民革命以后——这些革命标志着阶级斗争进程(发展过程)中的新进展阶段——国家政权的压迫性质就表现得更加残酷无情、更加赤裸无隐。七月革命把国家机器的管理权从地主手里夺来转交给了资本家,这也就是从离工人较远的敌人手里夺来转交给了工人的直接的敌人。正因为如此,所以国家权力对于工人阶级采取了表现得更加露骨的敌视和态度。二月革命升起了“社会共和国”的旗帜,这样它从一开始就证明了:国家政权的真正意义已被揭露;它冒充为维护公共利益的武装力量、假装体现着社会的共同利益——站在相互敌对的私人利益之上并把它们保持在各自的活动范围之内——的面具已被戳破;它作为阶级专制的工具的秘密已被识破;工人们要求共和制,已不再把它当做旧的阶级统治制度的一种政治变形,而是把它当做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革命手段。统治阶级面对着“社会共和国”的威胁,本能地感觉到:过去的那些王朝的称号本身就意味着某一集团的胜利和另一集团的失败,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人的利益压倒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土地压过资本或者资本压过土地;而无名的议会制共和国的统治则能够变成统治阶级所有相互敌对的集团的股份公司。与工人阶级对立的、迄今仍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不管它以怎样的特殊形式占有群众的劳动,但是它有一个共同一致的经济利益,这就是或者作为地主和资本家直接地,或者作为地主与资本家的国家寄生虫间接地来保持劳动受奴役的地位、坐享劳动的果实;这就是强制推行那种使生产者群众,“贱民”,成为只是上等人汲取财富和进行统治的泉源的“秩序”。因此,急于以首先大肆掠夺财产来证明自己是财产保护者的正统派、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共和派以及波拿巴派冒险分子,便纠合起来,组成“秩序党”——这是无产阶级在欢呼“社会共和国”声中进行的这次革命的实际结果。秩序党的议会制共和国不仅是统治阶级的恐怖统治。国家政权到了他们的手里就变成了资本家、地主、他们的国家寄生虫用来压制生产者的革命愿望的公开的内战的工具。

在君主制度下,统治阶级的在野集团还往往在人民面前谴责当权政府的措施及其宣布的原则;统治阶级的反对派集团采用为人民利益呼吁、装出人民保护者姿态、要求维护人民自由权利的办法来使人民关心他们的派系争执。但是,在无名的共和制度下,统治阶级的各个集团把过去旧制度的一切手段都混合起来(从所有过去制度的武库里取出一切的武器),无情地加以运用,共同举行叛逆的庆宴。他们卑鄙地否认他们过去的声明许诺,践踏他们的“所谓”原则,诅咒他们自己以这些原则的名义挑起的革命,并且诅咒共和国这个名称本身,虽然只有这种共和国的无名统治才能广泛地容纳他们共同参加反对人民的十字军。

由此可见,这一最残酷的阶级统治形式同时也就是最丑恶的、最令人恶心的形式。它只是把国家政权当做进行内战的工具,所以它只有靠延续内战才能保持这种政权。秩序党的统治是以议会的无政府状态为首,加上它的各个集团不断进行阴谋活动,企图恢复各自偏爱的制度,而与存在于其狭隘圈子以外的整个社会公开作战,因此秩序党的统治就成了令人最难容忍的无秩序的统治。当秩序党在对人民群众的战争中摧毁了人民群众的一切抵抗手段,把束手无策的人民群众置于行政当局的刀剑之下的时候,秩序党本身以及它的议会制度也被行政当局的刀剑赶出舞台了。因此,秩序党的议会制共和国只能是一个空位王朝。它的自然结果是帝国制度,不管它是第几帝国。采取帝国形式的、以宝剑为王笏的国家政权,声称它依靠农民阶级,即依靠似乎是置身在劳动和资本的阶级斗争之外的广大生产者群众;它声称它以破坏议会制度,从而破坏国家政权对统治阶级的直接屈从状况而拯救了工人阶级;它声称它以不侮辱工人阶级但使工人阶级屈服而拯救了统治阶级;它声称它所谋求的即使不是公共福利,至少也是国家荣誉。因此,它被宣布为“秩序的救主”。虽然它有损于统治阶级及其国家寄生虫的政治自尊心,但是它表明它确是资产阶级“秩序”的最合适的制度,它为资产阶级的一切工业欲望、卑鄙龌龊的投机活动、整个骄奢淫佚的生活提供了充分发展的活动范围。表面上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国家,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的一切龌龊事物的温床。普鲁士的刺刀揭穿了这个国家的彻底腐朽性以及似乎应由这个国家拯救的社会的全部腐朽性,但是,这种帝国制度是“秩序”的、即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如此不可避免的政治形式,以至于普鲁士自己之所以要把它的巴黎中心所在地推翻,无非是为了把它移到柏林去。

帝国并不像它的前驱正统王朝、立宪王朝、议会制共和国那样,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政治形式,它同时还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最完整、最后的政治形式。它是近代阶级统治的国家政权,至少在欧洲大陆上是如此。

[458]1871年5月10日缔结的法兰克福和约确定了法国和德国媾和的最后条件。这一条约肯定了1871年2月26日初步和约(见注211)中法国把亚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给德国的规定。根据法兰克福条约,法国支付赔款的条件更苛刻了,德军占领法国领土的期限也延长了,——这是俾斯麦帮助凡尔赛政府公社的代价。法兰克福和约掠夺了法国,使德法之间未来的军事冲突必不可免。——第6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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